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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缅甸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些年里，殖民势力可能仍然相信他们在东南亚大多数国家的统治拥有一个无限的未来。菲律宾的独立已不再遥远，这的确是事实，而且泰国一直保持着独立。但是，在包括缅甸（当时的缅甸就未来建立自治政府已经有了没有产生过结论的探讨）在内的东南亚其他国家里，至少在殖民当局看来，关于未来的蓝图依旧是继续殖民统治。

即便对最乐观和最具献身精神的东南亚民族主义者来说，在20世纪30年代末，他们还不敢期望殖民势力能够突然消失。只有理解了这一总体情况，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东南亚及其民众，以及对该地区的殖民当局产生了如此惊天动地的影响。日本人入侵东南亚后改变了该地区及其政治态势，而且1941-1945年注定是东南亚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东南亚历史上一个不可逆转的节点，这一点显得更为重要。欧洲的政治家如温斯顿·丘吉尔和夏尔·戴高乐也许都没有想到，战争年代发生的事件意味着欧洲殖民者在东南亚处于主导地位的旧模式将会消亡。日本的入侵不仅仅是一次或一系列重大军事事件，相反，它是一个重磅政治炸弹，炸碎了过去一些最重要的假设。

日本人进军东南亚强调了该地区民族主义者多年来一直在宣扬的观点：亚洲人能够击败殖民国家和他们在东南亚的代表。亚洲人不仅可以击败他们，还可以在击败他们后，将白皮肤的外国人从特权位置上拉下来，让他们沦为与苦力无异的角色，而正是这些苦力角色在和平年代为了维持殖民地的社会结构辛苦劳作。对于这种东南亚社会内部关系的彻底转变，也许我们再怎么强调其重要性也不为过。即使对那些没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人而言，他们也很看重欧洲人高人一等的神话几乎在一夜之间被摧毁的这个事实。东南亚世界再也不可能是从前那个样子了。

在对日本侵略期间发生的主要事件的最简要讲述中，讲述者们都强调了殖民国家如何遭受了一个接一个的羞辱。
在缅甸和菲律宾，人们对日军的抵抗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美国和菲律宾的军队与日军苦战，将日本最后占领菲律宾的时间一直拖延到1942年5月上旬。

在缅甸，英国、印度和中国军队边战边跑，而不是在日军推进的时候坚守阵地，所以战斗直到7月份才结束。在不到6个月的战斗中，东南亚越来越多的地区被日本控制，速度之快是那些殖民国家所不曾预料的，而且就连日本人自己也都很震惊，他们曾以为可能会遭遇到更有效的抵抗。旧的殖民主人离开了，他们的威望也不复存在，此时东南亚民众才发现自己又有了一位新殖民主人，这次换成了亚洲人。

新的殖民者以另一种方式占据了刚被其打败的那些殖民者的地位。抛开独立的泰国以及有着特殊状况的越南、柬埔寨和老挝不说，东南亚其他地区的人们见证了一个外来宗主国的离开给另一个宗主国的到来腾出了空间。
在该地区经历了殖民势力战败的国家中，只有一个国家的民族主义者尝试与日军结盟，这个国家就是缅甸。

缅甸独立军（BIA）的成员与入侵的日本军队结伴而行。当日军在1942年1月开始入侵缅甸南部的时候，缅甸独立军的成员不及1000人，而随着日本人的稳步推进，缅甸独立军的人数也在增加。然而，即使当缅甸战役（the Burma campaign）结束的时候，缅甸独立军宣称其拥有接近3万名的成员，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日本人要和缅甸独立军的领导分享任何真正的权力。和在其他地方一样，日本人把自己的利益放在最高位，而且很快暴露出其先前所提出的“亚洲共荣圈”和“亚洲人的亚洲”这些政治宣传语的空洞。

在很多方面，日本的角色和被它取代的殖民国家之前的角色并没有太大不同，但这个事实不能让我们忽视它们之间存在的重要差别。我们也不应忽视尤其在日据时期之初，日本人很受东南亚人的欢迎。日本人对马来亚和新加坡成千上万的华人进行了野蛮的报复，他们不仅认为华人是将来不可信任的对手，还认为华人支持在中国与他们为敌的中国军队。但他们对待马来人却是非常不同的，起初他们有意拉拢马来苏丹及其宫廷，还让马来人在他们取代英国殖民政权后建立的政府中占据重要地位，只是未必给马来人实权。他们希望通过这些手段来获得这部分马来人的支持。

与在东南亚其他地方所采取的政策不同，日本人鼓励（缅甸和菲律宾）这两个国家的当地政治家成为行政管理机构的一部分，至少理论上后者可以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当日本人在1942年中期控制缅甸的时候，他们发现军事敌对状态虽然结束了，但要建立新政府却并不容易。成千上万的缅甸年轻人在英国控制时期没能在国家行政管理中发挥作用，但是现在他们宣称自己有权利要求参与其中，他们坚守着民族主义精神，寻求对国家一些地区的控制。这些早期建立缅甸政府的无计划性尝试带来的后果是非常不平衡的。在某些地区，当缅甸人攻击印度裔定居者以及缅甸人口中占很重要比例的各个少数族群时，民族主义的热情演变成了冲突，随后便是流血事件。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建立了一个缅甸行政管理机构，其领导人是一位著名的老民族主义者巴莫（Ba Maw）。日本人希望通过他来争取以前与英国共事的缅甸公务员的支持。

在一段较短的时期内，这种安排似乎满足了双方不同的利益要求。在日本人眼中，巴莫领导的政府承诺缅甸愿意在未来战争的艰难时期与日本合作。从缅甸人的观点来看，按照他们当时的判断，一旦战争结束，日本人极可能成为最终赢家，那么这种安排就会为他们成立真正独立的缅甸政府奠定坚实基础。这些缅甸人预测日本人会有一定程度的克制，他们相信日本人将对缅甸人的利益给予应有的重视。但是他们错了，从1942年后期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日本人和缅甸人之间的信任感日益淡薄，而且他们的利益分歧也日益尖锐，以至于已经没有什么能把他们再次聚合起来。

直到这个阶段，缅日关系在本质上与日本和东南亚其他地区的关系是相同的。日本人的利益仍然是至高无上的，尽管他们还在对支持缅甸的独立做自我吹嘘，事实上缅甸的确也在1943年宣称独立，但权力仍然紧紧地掌握在入侵者的军方手中。不仅如此，日本人在缅甸自称非常尊重佛教，并且准备充分重视缅甸在世俗事务上的利益，可是不久后战争的需求导致他们开始嘲讽缅甸对宗教的虔诚和对政治的关注。日本人对佛教产生兴趣的真实动机很快便暴露出来：他们企图利用佛教作为推进战争的工具。虽然日本给予缅甸所谓的“独立”，但是这并没有阻止日本当局苛刻地要求缅甸人提供粮食和其他资源，更令人不安的是，他们还要求缅甸为日本的战略铁路和公路建设项目提供苦力劳工。这种状况对缅甸国内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导致怨恨日本人的缅甸人日益增多。一个由缅甸人组成的秘密组织准备一旦战争局势开始对日本不利，就抵抗日本人。年轻军官昂山（Aung San）是其中重要的成员。如果英国寻求恢复战前的状况，这个组织也准备为独立而战斗。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个月里，人们为从殖民地向独立国家转型做着准备，这个过程是相对迅速的。在缅甸，由于英国和印度军队在1945年成功发动了一次击败日军的战役，该地区的盟军总司令路易斯·蒙巴顿勋爵（Lord Louis Mountbatten）同意与致力于国家彻底独立的缅甸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合作。这个战时决定后来增强了缅甸人的信念，战后缅英政治会谈的关注点是缅甸完全获得独立的方式，而不再是缅甸该不该独立的问题。但是意见统一的情况并不总是那么容易实现的。战后第一任英国政府的政策起初似乎与蒙巴顿的做法相反，不过缅甸最后还是以最少的流血确保了其通向独立的道路。

1948年1月，缅甸仰光，缅甸首任总统苏瑞泰（右）和缅甸最后一位英国总督休伯特·兰斯，一起检阅仪仗队，庆祝缅甸独立。

通往独立的道路

尽管面临种种困难，缅甸仍然以惊人的步伐向独立平稳过渡。

在缅甸，从日本人战败后到1948年宣布独立，活跃在缅甸政治生活中的各个团体之间相互使用了许多复杂甚至有时令人痛苦的手段。在他们使用这些手段的同时，缅甸和英国经过长期激烈的谈判，最终讨论出了关于独立最后步骤的细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暴露出缅甸政治中深刻的派系之争。一些派系分裂是因为他们忠于不同的信仰，这些不同的团体持有不同的政治立场，有的支持保守主义，有的则信奉共产主义，而且不同的人对共产主义的诠释也不同。当时的英国正准备离开缅甸，但是这并没有减少这些分裂。相反，既然独立似乎已成定局，各种团体的成员感到更有必要去主张自己的立场。他们甚至觉得这个状况有可能给他们带来优势，因为英国的离开有可能会带来一种全新的不可预测的形势，而他们要赶在这之前抓住良机。

其他分裂则是由缅人和缅甸其他族群之间的长期对抗所引起的。这些种族群体中最出名的有掸族、克伦族、钦族和克钦族。在英国殖民时期，英国人曾做出特殊的安排，对少数族群的统治有别于对缅甸多数族群的统治。现在缅甸独立在望，代表各少数族群的政治家们努力确保他们能像英国殖民时期一样继续享受特权。昂山将军领导下的缅族领导阶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时曾组织缅人反抗日本，如今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准备向少数族群做出妥协。尽管昂山和他的同僚们并不准备允许人们以族群为界建立众多独立国家，但是他们认可这些族群的身份认同感，也认可从前的行政方式，因此在治理像缅甸北部和东部掸族地区这样的区域时，他们采取的方式区别于他们对缅族人聚居的伊洛瓦底河谷（Irrawaddy valley）的治理方式。

历史只能告诉我们过去发生了什么，所以我们无法回答“如果昂山在独立之后能够继续领导缅甸政府，缅甸会怎样”这种假设性问题。曾经发生的历史是：当昂山和他的六个最亲密的副手被政治对手暗杀时，缅甸政治党派之争的悲惨现实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随着昂山在1947年7月去世，缅甸失去了其最有能力的政治家，但是迈向独立的步伐并没有因此而停滞。吴努（U Nu）接替了昂山的位置，他将成为缅甸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理，及整个20世纪50年代在缅甸政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人物。尽管迈向独立的进程还在继续，但是在当时的氛围中，人们越来越不团结，暴力也越来越多。1948年1月，缅甸最终宣布独立，但这成了一段极不稳定的时期的前奏，后来的几个政治团体和少数族群团体还发动了对中央政府的大规模反抗行动，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独立带来的新的政治结构。缅甸完成其独立的目标时，并不像印度尼西亚和越南那样进行了代价高昂的斗争，但是这一事实依然无法保证在殖民国家撤出后，缅甸可以免受严重的、代价高昂的社会混乱的困扰。

1947年，昂山素季的父亲昂山将军摄于伦敦。

后殖民协议的终结及以后

（战后，）不同国家的后殖民协议的终结，要么没有建立起类似于西方议会的模式（越南），要么就是虽然建立起来了，却不堪一击，最终被苏加诺和西哈努克等人推翻（印度尼西亚和柬埔寨），又或是国家的运作从来没能脱离大国政治的影响（老挝）。缅甸、马来亚、新加坡和菲律宾的情况则不一样。在这些国家里，各种以议会制为特征的后殖民协议似乎都可以持续运作，尽管历任政府有时也面对着棘手的问题，因为二战后这些国家的议会制并不是在完美的环境中运作。最后，每一个国家都以截然不同的方式结束或深刻地改变了后殖民协议。
我们之前提到了昂山和他的六个副手被政敌暗杀。这个悲剧清楚地揭示出缅甸的党派之争。

尽管仰光政权面临着严重的分离主义的挑战，但是政府平安度过了整个20世纪50年代，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反政府人士各自的目标并不一致。不过，中央政府的中心也存在分裂。总理吴努倾向于出台顾及缅甸民族多样性的政策，例如，他准备准许掸族人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但这样的思路公然冒犯了缅甸军方的政策。军方领导人致力于建设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他们认为自己的观点理应被接受，因为他们曾经身先士卒地应对了来自分离主义者的武装挑战。政治家们持续不断地争吵，加上少数族群不断要求自治带来了威胁，吴奈温（Ne Win）将军领导的军队就控制住了局面，并且在1962年3月罢免了吴努和他的政府。

政变几乎没有流血，只有一个人被杀，但是议会制政府的消亡意义重大，且影响深远。吴努被流放后，军方成立了一个革命委员会，这个革命委员会将在接下来的12年中用法令统治全国。1974年出台的新宪法并不意味着军人统治时代的结束。只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军方曾经在一段短暂的时期内似乎准备放松他们对缅甸人民生活的控制，但是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尽管已经存在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化，军队依然掌权。当然了，军方认为自己的做法很合理，因为依然很强大的少数族群仍在挑战中央的权威。

到了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时，缅甸的发展和民主运动和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都有着紧密的关系。她是昂山将军的女儿。缅甸最终在2008年颁布了新宪法，于2011年组建人民政府。2012年，缅甸举行选举，其中的重要事件是昂山素季参加选举并在议会中取得席位。在写作本书这部分内容的时候，也就是2015年11月的缅甸选举后，由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大获全胜，这改变了缅甸的政治版图。但是从长远来看，这究竟意味着什么，还很难下定论，毕竟军方依然掌握着很大的国家权力。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由于缅甸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而且民众的识字率也很高，许多缅甸人都曾经对独立后的缅甸寄予厚望，但是自1962年军方接管国家以来，他们的希望就落空了。军方接管国家之后，曾在1948年给缅甸带来独立和议会制的协议遭受到了致命打击，此后缅甸用了五十多年才重新迎来民主制度的回归。

在研究东南亚地区的过去和现在时，我们应同时关注其变化和持续性，而不必把两者看作是互不相容的两大因素。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明白即便是最近发生的事件，其实都和遥远的过去有着重要关联。有几个例子能够很好地说明这一点。也许在东南亚国家中，历史过往依旧继续影响当代政治的显著例子就是缅甸。该国的重要特点即民族分裂严重，这影响缅甸历史长达数个世纪，并且继续影响着今日缅甸的发展，而这一点就体现在武装分离主义团体反抗中央政府的统治上。缅甸这个鲜明的例子反映了过去的历史给现今发展带来的显著影响。但在现代东南亚，这样的例子远不止这一个。